看著梁啟超遠去的背影，蔣百里欲言又止，最后還是強行忍住，嘆了口氣。

        程諾對此心知肚明：“不要怪你老師，當初他對自然科學也是非常欣賞，表示要將世界學說無限制的盡量輸入，如今看到科學水平如此發達的歐洲諸國，打得不可開交，想法由民族性趨于世界性也算情有可原?！?br>
        蔣百里略感痛惜：“老師的想法還是過于天真，國際地位不是談判得來的，而是……唉?！?br>
        程諾大度地擺擺手：“那又如何，至少任公先生還在積極聯系他在北美的朋友，幫我們做這些事情。雖然眼下美國看著全員動兵，看著比我們先進不少，但這也意味著我們可以渾水摸魚，悄悄把一些技術給挪過來?！?br>
        不過聯想到美國大學發展史，程諾心中的急迫感又涌上心頭。

        正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美國大學積極參與，直接導致其大學在教學、科研和服務三個方面均很大程度地轉向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戰爭軌道，而不再是囿于純學術理念的象牙塔。

        大學師生們亦組成了為國效力的“知識大軍”，而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學究和書生。

        并且這種影響不僅僅局限于戰爭時期，還進一步影響到戰后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，其積極表現也扭轉了美國公眾由來已久的、藐視大學“百無一用”的反智主義偏見。

        隨著大學的公眾印象和社會地位的大大改善，美國高等教育迎來了空前繁榮的年代，被稱為美國大學擴招和發展的“黃金十年”，堪稱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眾高等教育時代。

        而程諾正處于美國大學教育的起跳點，如果他不抓住這個機會，在國內完成工業基礎的同時，不趁著這個寶貴的時間窗口發展大學教育，那么剩下的大半個世紀里，兩國間的高等教育將會越拉越遠，直至望塵莫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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